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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乐包回收：各地模式尽不相同

利乐希望被丢进垃圾筒的废包不是简单地被焚毁或填埋，而是重获新生。因此，他们想在中国找到一些愿意接受循环经济理念的企业，通过市场手段，把工厂废弃和被人们消费过的利乐包（也包括康美包和艾罗派克包）收集可根据钢筋的直径来肯定弯心直径上来。 利乐包装的三种成分分解后，长纤维纸浆是制造优质牛皮纸的原料，塑料和铝亦能再次进入市场这就使得两家造纸厂得以进入利乐中国的视线。

郭振齐，北京鑫宏鹏纸厂厂长，还有杭州市富阳富伦纸厂的厂长羊军，这两个人走上用利乐包造纸之路，皆起因于2005年，利乐在中国开始全面推行的环保实验。合作4年后的2009年，则注定成为他们各自职业发展的关键一年。

在遇到利乐前，郭振齐在大学当了10年老师，教的专业是造纸；之后，他为一家欧洲造纸设备商工作了10年。那时在国贸大厦上班，郭振齐说，那里是北京最繁华的地段。

2005年，郭接触到利乐的环保项目。他的判断是，国内造纸行业的原料来源同质化严重，而利乐包废包这一来源却无人涉足而且稳定因为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牛奶等饮料的消费有增无减。于是，他收购了北京附近的一家濒临破产的福利纸厂，参与利乐的项目。

郭振齐现在的办公室隐藏在周口店地区山脚下的一个村子里，旁边是一家村办砂石厂。他偶尔抱怨，这个邻居扬起的灰尘导致造纸过程中要处理的杂质增多了。

羊军的故事与之大同小异。富伦纸厂比鑫宏鹏纸厂还要更早一年加入项目在富阳的大大小小400多个纸厂，其中多数原料来源都是进口废纸。

一开始，我在富阳跟人讲循环经济，从政府部门到邻居，没人听说过，羊军说：我想，这就对了，这才是差异化竞争。

利乐起初的想法是，在中国造就一条合乎商业规律的循环经济链条，它参与和资助利乐包处理的技术研发，并为这些被选中的企业提供管理指导和一些设备投入，帮助他们进入市场。

一旦它们的商业模式符合市场规律，能够赢利而且自身的经营进入良性循环，利乐中国副总裁杨斌说：我们（利乐）就可以退出了。

但中国的实际情况远比计划来得复杂。

一方面，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收集的基本方式仍旧为混合收集，尽管从2002年起，政府提倡垃圾分类，但由于没有明确相关使标距边界在计算机上可清晰辨别法律规定，导致垃圾分类收集比率始终很低。另外一方面，真正乐意与利乐合作的企业一般规模和资金都很有限，单靠他们用收购价格拉动利乐包的回收，效率和数量都增长缓慢。

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城市公共卫生体系中的官方回收渠道中有一大部分已被回收大户和无数拾荒者所占领。做再生产品，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管理成本在全国面向拾荒者搭建起密集的回收点。

一家产能上千万吨的大型造纸企业，利用规模效应，大量进口废纸造纸，可以享受退税。羊军说，富伦每年靠回收处理近1万吨左右的废弃纸制品和利乐包，却享受不到太多政策优惠。

加上社会对再生产品的认识度不高，他们的产品被迫和市面上的普通牛皮纸进行价格竞争，都卖4300元一吨。利润微薄导致企业很难扩大规模，利乐包的回收率自然也上不去。

德国模式：

德国是世界上最早对包装物回收利用有法律要求的国家。1991年6月12日生效的德国《防止和再生利用包装废物条例》（Ordinance on the Avoidance and Recovery of Packaging Wastes）（下称《包装废物条例》），是世界上第一个由生产者负责包装废物的法律。其中心思想是：首先是要避免包装，尽量限制或消除包装材料的使用，对无法避免的包装材料多次反复或作为原料再利用。

该法第电动阀一次将避免、减少和再利用的原则写进了法律中。

《包装废物条例》设定了包装物强制性循环利用的阶段目标。该条例最显著的特征，是要求把包装投入市场流通的制造者、包装者、经销者承担回收和循环利用，从而大大减轻了地方政府处理废物的负担。

该条例还授权制造商和经销商委托第三方替代履行回收利用义务。允许成立生产者组织（PRO），以统一收集、利用替代个别履行。它直接导致了德国包装物回收组织（Dual System Deutsc济南实验机厂生产的斜面冲击实验机以高性价比和优良的售后服务赢得了广大顾客的青睐hland AG，下称DSD）DSD和绿点标志的诞生。这是与地方政府垃圾处理系统同时并存的另一个回收利用系统，所以又称二元处理系统。

希望加入DSD项目的生产者、经销商通过付费取得在其包装材料上使用绿点标志的许可。经由绿点系统组织回收检测仪和再生利用包装废物，从而免除个别企业的履行义务。使用绿点标记的费用取决于包装材料的类型和重量。一般越重越难以再生利用的包装许可费越高。塑料收费最高，天然材料和玻璃收费最低。DSD并不建立自己的分类和再生利用企业，而是通过与专业的废物收集、循环利用和处理企业合作。目前DSD的合作伙伴已达到700多家。

德国政府对DSD的运营实施监管，设定了某些条件限制。包括以前设立全国性的赔偿基金、设定常规的收集明细表，强制达到法定的包装物收集和循环利用目标等。

台湾模式：

1997年，台湾地区的行政部门提出要将发展循环经济，提出资源四合一的概念，资源的四个方面包括了大众、回收商、挥手基金会和地方政府，四合一就是要让这四块资源发生互动。在这个基础上，1998年，台北市成立了废弃物资源回收基金管理委员会（下称回收基管会），它是由政府主导，利用政策和基金补助的方式支持资源回收工作的典型。

在这个四合一里匠作工具，首先由台北市有关部门规定有14大类，33项产品属于应回收的项目，这些产品的生产者和使用者都要缴费，比如铁、铝、玻璃容器、机动车辆、轮胎、氢电池、润滑油等等。

回收基管会的基金补贴则对回收起到经济拉动作用。回收基管会最主要的工作就是跟产品制造和使用者来商订对方要交多少回收处理费，他们会每年开一次会研究每个产品的费率。收上来的费用交给基管会去补贴整个资源回收系统的各个主要成员：比如消费者、回收商和回收处理企业。

回收基管会的第二个工作是如何发放和发放多少补贴，这就需要对回收的各个环节做大量稽核认证工作。基管会会寻找大量合作团体进行资源回收量核查。这个制度对废弃物的回收和资源再利用还是很有效果的，台湾地区各地方资源回收量从1998年的5.87%一直到增长到了2007年的30.05%，而且后面的增速更快。

这也是后来为什么台湾地区不少大型垃圾焚化厂的工程纷纷叫停，因为很大一部分废弃物被回收再利用了。

目前，在台湾光是在废弃物处理企业就有37家。这些企业所拿到的补贴依照营业项目和处理方法有所不同。

政府主导的这种补贴制度存在一个问题，处理厂的平均产能利用率，从3.3%到81.5%有非常大的起伏。产能利用率过低说明它不是非常有效果。这就反映出，在政府的单方面强力推动和补贴之下，这些企业往往欠缺市场竞争。所以处理厂商越多，反而有可能导致废弃物的处理效率越低。

同时，政府部门因为要制定费率，但他们不跟市场直接接轨，参与制定者都是学者、专家，不太懂经营管理，所以这个工作变成了非常大的挑战。第二个问题是厂商为少交费，企业又想多要补贴，当然会有虚肉丁机报、多报处理成本的情况。所以政府就需要聘用大量的第三方团体来做稽核工作，这就导致政府为了这个项目花费大量人力和经费来定费率和核查。

参照在欧洲调研的结果，台湾方面已经意识到要把资源四合一增加为五合一，要加入包装生产制造企业和消费企业的参与。这样就能极大降低管理成本和提高效率。政府也可以回到自己的专业领域去制定规范，做前瞻性计划。而不是包揽所有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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